“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里的一段话。可见，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已深深种下了活跃的商业基因。更有学者考证，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富于冒险精神的先民就已扬帆出海，一条海上丝路，帆影簇簇两千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财富传奇与文化记忆。
秦汉时期 已成海滨都会 商贾纷至沓来
地处南海之滨的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成为繁荣的贸易都会。《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记载，而据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广州在当时是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这些商贾不怕山高水远，从内地运来丝织品、金属工具和其他手工业制品，换来珠玑、犀角、象牙，甚至波斯银盒、罗马玻璃等奇珍异品。班固说：“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换言之，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就已经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之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史迹之一——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了大量西汉以及唐五代时期具有海外文化因素的器物，另一史迹南越王墓内的1000多套随葬器物就见证了这一融合，墓内出土的波斯银盒、原支非洲象牙和红海乳香，它们都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重要物证。
魏晋南北朝 海面帆影簇簇 货船高如楼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和交往进一步发展。曾远赴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东晋高僧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中描述了一条著名的“丝路航线”：从印度恒河口出发，至印度洋，驶经马六甲海峡，随后由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海，随后由爪哇海进入南海，最后抵达广州。据史料记载，当时这条航线上，来来往往尽是来自中国、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岛古国）的船舶。这些船舶“ 望之如阁道, 载六七百人, 物出万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已成了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晋书》说广州“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梁书》又说“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这些话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华的商贸重镇。文化交流总是与商业贸易如影随形。当时，也有不少搭乘商船前来中国传道的僧侣，佛学在六朝时期达至极盛，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哲学思想走向。东晋年间，有来自罽宾国的高僧昙摩耶舍建造了光孝寺的大雄宝殿，此后，有不少来自南亚的高僧来此译经传教，光孝寺因此成为佛教通过海路在广州传播的见证。
隋唐时期 全球最长航线 直达波斯湾畔
公元594年，隋文帝杨坚下令修建南海神庙，这座矗立于古港码头前的宏伟庙宇，自此开始见证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隋朝之后，便是盛唐。这时，一条长达1.4万公里的远洋航线将中华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连接在了一起。这条航线名为“广州通海夷道”，相关记载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斯拉港。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不少来自西亚乃至非洲的“蕃商”甚至在此定居，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位于今日光塔路的怀圣寺光塔正是由当时来华的阿拉伯人所建，它也是广州作为伊斯兰教通过海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的直接见证。
宋元时期 关税年收入 动辄百万两
宋朝海上丝路之发达，又胜过唐朝。公元971 年，宋军刚刚攻克广州，宋太祖立即下令重建市舶司。市舶司的建制始于唐代，类似于现在的关税机构，它为朝廷带来了极其丰厚的收入。用《宋会要辑稿》中的话来说，“市舶之利最厚，动以百万计”，远胜“取之于民”。
瓷器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几乎驰名亚非拉。据专家研究，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宋瓷的踪影，深受各国皇室与贵族的追捧。比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就曾把40 件龙泉青瓷作为至宝，送给了大马士革的苏丹诺尔丁。远洋航线的扩展大大促进了广州内外港码头的建设。当时，广州海运的外码头有扶胥和屯门两大古港，内码头有光塔和兰湖里，各码头帆影簇簇，一派热闹景象。
明清时期 五丝八丝广缎好 钱银堆满十三行
明朝，广州的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广州-欧洲及广州-日本这三条远洋航线。明末清初大儒屈大均曾写了一部名著——《广东新语》，其中写道：“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正因为对外贸易的发达，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到了清代，广州的海上贸易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1685年（康熙24年），朝廷设立了江、浙、闽、粤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1757年（乾隆22年），朝廷下谕，番商只能在广东口岸通商。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州开始了长达80多年的“一口通商”时代，并因此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十三行。当时，有一阕竹枝词是这么形容十三行的繁华的：“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正是明清古码头前一艘艘高耸入云的洋船与广船，成就了十三行的全球首富，也使得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桥头堡”，并预示着之后一个又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伟大传奇。
（摘自《广州日报》2017年1月3日第A4版）
秦汉时期 已成海滨都会 商贾纷至沓来
地处南海之滨的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成为繁荣的贸易都会。《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记载，而据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广州在当时是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这些商贾不怕山高水远，从内地运来丝织品、金属工具和其他手工业制品，换来珠玑、犀角、象牙，甚至波斯银盒、罗马玻璃等奇珍异品。班固说：“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换言之，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就已经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之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史迹之一——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了大量西汉以及唐五代时期具有海外文化因素的器物，另一史迹南越王墓内的1000多套随葬器物就见证了这一融合，墓内出土的波斯银盒、原支非洲象牙和红海乳香，它们都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重要物证。
魏晋南北朝 海面帆影簇簇 货船高如楼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和交往进一步发展。曾远赴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东晋高僧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中描述了一条著名的“丝路航线”：从印度恒河口出发，至印度洋，驶经马六甲海峡，随后由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海，随后由爪哇海进入南海，最后抵达广州。据史料记载，当时这条航线上，来来往往尽是来自中国、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岛古国）的船舶。这些船舶“ 望之如阁道, 载六七百人, 物出万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已成了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晋书》说广州“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梁书》又说“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这些话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华的商贸重镇。文化交流总是与商业贸易如影随形。当时，也有不少搭乘商船前来中国传道的僧侣，佛学在六朝时期达至极盛，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哲学思想走向。东晋年间，有来自罽宾国的高僧昙摩耶舍建造了光孝寺的大雄宝殿，此后，有不少来自南亚的高僧来此译经传教，光孝寺因此成为佛教通过海路在广州传播的见证。
隋唐时期 全球最长航线 直达波斯湾畔
公元594年，隋文帝杨坚下令修建南海神庙，这座矗立于古港码头前的宏伟庙宇，自此开始见证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隋朝之后，便是盛唐。这时，一条长达1.4万公里的远洋航线将中华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连接在了一起。这条航线名为“广州通海夷道”，相关记载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斯拉港。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不少来自西亚乃至非洲的“蕃商”甚至在此定居，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位于今日光塔路的怀圣寺光塔正是由当时来华的阿拉伯人所建，它也是广州作为伊斯兰教通过海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的直接见证。
宋元时期 关税年收入 动辄百万两
宋朝海上丝路之发达，又胜过唐朝。公元971 年，宋军刚刚攻克广州，宋太祖立即下令重建市舶司。市舶司的建制始于唐代，类似于现在的关税机构，它为朝廷带来了极其丰厚的收入。用《宋会要辑稿》中的话来说，“市舶之利最厚，动以百万计”，远胜“取之于民”。
瓷器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几乎驰名亚非拉。据专家研究，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宋瓷的踪影，深受各国皇室与贵族的追捧。比如，埃及河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就曾把40 件龙泉青瓷作为至宝，送给了大马士革的苏丹诺尔丁。远洋航线的扩展大大促进了广州内外港码头的建设。当时，广州海运的外码头有扶胥和屯门两大古港，内码头有光塔和兰湖里，各码头帆影簇簇，一派热闹景象。
明清时期 五丝八丝广缎好 钱银堆满十三行
明朝，广州的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广州-欧洲及广州-日本这三条远洋航线。明末清初大儒屈大均曾写了一部名著——《广东新语》，其中写道：“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正因为对外贸易的发达，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到了清代，广州的海上贸易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1685年（康熙24年），朝廷设立了江、浙、闽、粤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1757年（乾隆22年），朝廷下谕，番商只能在广东口岸通商。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州开始了长达80多年的“一口通商”时代，并因此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十三行。当时，有一阕竹枝词是这么形容十三行的繁华的：“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正是明清古码头前一艘艘高耸入云的洋船与广船，成就了十三行的全球首富，也使得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桥头堡”，并预示着之后一个又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伟大传奇。
（摘自《广州日报》2017年1月3日第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