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东莞市档案局（馆）宣布将用三年时间，建立东莞方言档案，记录保存正在逐渐消失的乡音。东莞通行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其形成源自古代中原地区的汉语。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方言系统本身的驳杂，东莞方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语音严重失实，方言在年轻人中逐渐消失。而方言是东莞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这些“逐渐消失的声音”亟待记录、保存和传承。
实际上，东莞方言面临的问题，在全国并非孤例。广东是移民大省，在正确处理地方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关系的前提下，让更多人熟悉这一独特而丰富的历史资源，从而对广东文化多一分温情和敬意，当有其价值。
惠东“军话”、电白 “正话”带有明代色彩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甘于恩教授与简倩敏合作的《广东方言的分布》一文，对广东语言及汉语方言分布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汉语在广东省境内属于强势语言，而最强势的方言是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是省内影响较大的另外两大汉语方言。客家方言主要集中在粤东北与粤北地区，粤西的部分地区也有成片的客家话分布，零星的客家话村落散布于全省多数地区，该方言的使用人口约2000万。闽方言集中分布于粤东南与粤西南的沿海区域，地跨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湛江、茂名6个省辖市，可分为潮汕片和雷州片两个次方言，前者接近福建的闽南方言，后者接近海南岛的海南方言。此外，中山、清远、韶关、惠州等地还有一些闽方言岛，使用人口约1895万。”
广东还存在不少使用人口较少的方言，比如粤北乐昌、连州和曲江等地归属不明的“韶州土话”；在惠东县和陆丰市个别地方流行、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使用者仅有约2.5万的“军话”；分布在电白县大衙镇的部分村落、使用人口不足1万、夹杂明代官话和带有南方方言色彩的“正话”；连州市、乳源县某些接近湖南的地区使用的湘语；乐昌、连州两市北部地区的“西南官话”；南雄县界址、梅岭两乡通行的赣方言，等等。仅以被称作“白话”、“广府话”或“广东话”的粤方言来说，不同地区间也存在着或细小或明显的差异。
甘于恩、简倩敏指出，广东还有约不到1%的人口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现代广东境内有瑶、壮、畲、回、满五个少数民族，其中瑶族有10余万，所使用的瑶语属于苗瑶语族的瑶（勉）语支；壮族人口约6万，所使用的壮语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怀集、封开两县，有20万人左右使用一种被称为“标话”的语言，虽然深受汉语影响，但主要特点近于壮侗语族。广东畲族人口现不足1万， 除博罗一带畲语属于苗瑶语族外，其他各地的畲话基本上是汉化的语言，以客家方言为主体，夹杂其他方言成分，也有一些畲语的成分。
宋代的粤方言与今天区别不大
如果用不同颜色将广东方言分布的地域标注出来，会发现这是一张既有着连片的大色块分布，又有着星星点点的色斑散落其间的地图。广东这种错综复杂的方言分布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曾经用“墨渍式”、“板块转移式和闭锁式”这两种历史上人口向广东移民的方式，来解读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在广东的形成。
先秦时期，楚方言和吴越方言已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岭南，因而在今粤方言中，许多词义与楚方言或吴越方言接近乃至相同。秦汉时期，“南下汉人……语言也像白纸上滴下墨汁一样向附近浸润，汉越语言进一步交流，只是这段时间毕竟有限，未能深刻改变岭南文化原貌”。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粤方言开始形成。当时，大批汉人南下，“在前段发展基础上, 一方面岭南越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继续融合, 同时渗入许多东方闽语和吴语成分；另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随着时间推移距离越来越远，变异日益增多, 终于脱离母语，自成一体系”。
到了宋代，粤方言已经和今天区别不大了。那时，随着土著居民的局部振兴，“反使唐代稳定了的粤方言，脱离了原来的汉化轨道，朝着与中原和北方汉语偏差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在原来汉化基础上重新大量吸收古越语成分，形成成熟定型的粤方言”。
司徒尚纪指出，广东客家方言大体定型于两宋，闽方言在广东约定型于唐代。在移民大规模南迁的大背景下，小股的迁移也在不断进行中，影响到语言的扩散。例如明清时期客家人向粤中、粤西南和海南岛山区的迁移，在这些地方的许多山区地带形成了“独立于周围方言海中的孤岛”，有的县甚至只有一两个乡是讲客家话的。
而随着交通等条件的发展，不同民族、民系接触和杂居日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型方言区也出现了。比如以原属广东的海南儋州那大镇为中心的半径20公里范围内，就流行儋州话、军话、客家话、琼文话、白话、临高话、黎话等几种方言。
韩愈曾试图改造潮州话但不成功
广东是语言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全国汉语分官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区，广东占有三区，每种方言又有很多分支，且大部分与官话方言差异很大，加上各类少数民族语言存在，更加剧了广东方言庞杂纷繁的地区分布局面。司徒尚纪曾举例说，闽南语有8个声调，四声都分阴阳，有18个声母、79个韵母，潮汕片连口语在内有2167个音节。如此复杂，难怪当年韩愈被贬潮州时对此深感不便，并试图以中州音代替它，但没有成功。所以早在清代雍正时就有人上书：“惟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应命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可见推广“官方语言”的尝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从各种方言本身的角度来看，它们构成了绚烂的文化景观。如粤剧海内外的广泛流行，粤语歌曲在大江南北的流行，就是粤语生命力的表现。在民国时期，广东还有廖恩焘、邓尔雅等诗人试图以广州方言作诗，成为当时百花齐放的文学探索中独特的景观。
（摘自《广州日报》2014年6月21日）
实际上，东莞方言面临的问题，在全国并非孤例。广东是移民大省，在正确处理地方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关系的前提下，让更多人熟悉这一独特而丰富的历史资源，从而对广东文化多一分温情和敬意，当有其价值。
惠东“军话”、电白 “正话”带有明代色彩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甘于恩教授与简倩敏合作的《广东方言的分布》一文，对广东语言及汉语方言分布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汉语在广东省境内属于强势语言，而最强势的方言是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是省内影响较大的另外两大汉语方言。客家方言主要集中在粤东北与粤北地区，粤西的部分地区也有成片的客家话分布，零星的客家话村落散布于全省多数地区，该方言的使用人口约2000万。闽方言集中分布于粤东南与粤西南的沿海区域，地跨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湛江、茂名6个省辖市，可分为潮汕片和雷州片两个次方言，前者接近福建的闽南方言，后者接近海南岛的海南方言。此外，中山、清远、韶关、惠州等地还有一些闽方言岛，使用人口约1895万。”
广东还存在不少使用人口较少的方言，比如粤北乐昌、连州和曲江等地归属不明的“韶州土话”；在惠东县和陆丰市个别地方流行、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使用者仅有约2.5万的“军话”；分布在电白县大衙镇的部分村落、使用人口不足1万、夹杂明代官话和带有南方方言色彩的“正话”；连州市、乳源县某些接近湖南的地区使用的湘语；乐昌、连州两市北部地区的“西南官话”；南雄县界址、梅岭两乡通行的赣方言，等等。仅以被称作“白话”、“广府话”或“广东话”的粤方言来说，不同地区间也存在着或细小或明显的差异。
甘于恩、简倩敏指出，广东还有约不到1%的人口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现代广东境内有瑶、壮、畲、回、满五个少数民族，其中瑶族有10余万，所使用的瑶语属于苗瑶语族的瑶（勉）语支；壮族人口约6万，所使用的壮语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怀集、封开两县，有20万人左右使用一种被称为“标话”的语言，虽然深受汉语影响，但主要特点近于壮侗语族。广东畲族人口现不足1万， 除博罗一带畲语属于苗瑶语族外，其他各地的畲话基本上是汉化的语言，以客家方言为主体，夹杂其他方言成分，也有一些畲语的成分。
宋代的粤方言与今天区别不大
如果用不同颜色将广东方言分布的地域标注出来，会发现这是一张既有着连片的大色块分布，又有着星星点点的色斑散落其间的地图。广东这种错综复杂的方言分布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曾经用“墨渍式”、“板块转移式和闭锁式”这两种历史上人口向广东移民的方式，来解读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在广东的形成。
先秦时期，楚方言和吴越方言已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岭南，因而在今粤方言中，许多词义与楚方言或吴越方言接近乃至相同。秦汉时期，“南下汉人……语言也像白纸上滴下墨汁一样向附近浸润，汉越语言进一步交流，只是这段时间毕竟有限，未能深刻改变岭南文化原貌”。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粤方言开始形成。当时，大批汉人南下，“在前段发展基础上, 一方面岭南越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继续融合, 同时渗入许多东方闽语和吴语成分；另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随着时间推移距离越来越远，变异日益增多, 终于脱离母语，自成一体系”。
到了宋代，粤方言已经和今天区别不大了。那时，随着土著居民的局部振兴，“反使唐代稳定了的粤方言，脱离了原来的汉化轨道，朝着与中原和北方汉语偏差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在原来汉化基础上重新大量吸收古越语成分，形成成熟定型的粤方言”。
司徒尚纪指出，广东客家方言大体定型于两宋，闽方言在广东约定型于唐代。在移民大规模南迁的大背景下，小股的迁移也在不断进行中，影响到语言的扩散。例如明清时期客家人向粤中、粤西南和海南岛山区的迁移，在这些地方的许多山区地带形成了“独立于周围方言海中的孤岛”，有的县甚至只有一两个乡是讲客家话的。
而随着交通等条件的发展，不同民族、民系接触和杂居日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型方言区也出现了。比如以原属广东的海南儋州那大镇为中心的半径20公里范围内，就流行儋州话、军话、客家话、琼文话、白话、临高话、黎话等几种方言。
韩愈曾试图改造潮州话但不成功
广东是语言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全国汉语分官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区，广东占有三区，每种方言又有很多分支，且大部分与官话方言差异很大，加上各类少数民族语言存在，更加剧了广东方言庞杂纷繁的地区分布局面。司徒尚纪曾举例说，闽南语有8个声调，四声都分阴阳，有18个声母、79个韵母，潮汕片连口语在内有2167个音节。如此复杂，难怪当年韩愈被贬潮州时对此深感不便，并试图以中州音代替它，但没有成功。所以早在清代雍正时就有人上书：“惟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应命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可见推广“官方语言”的尝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从各种方言本身的角度来看，它们构成了绚烂的文化景观。如粤剧海内外的广泛流行，粤语歌曲在大江南北的流行，就是粤语生命力的表现。在民国时期，广东还有廖恩焘、邓尔雅等诗人试图以广州方言作诗，成为当时百花齐放的文学探索中独特的景观。
（摘自《广州日报》2014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