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的暴雨，让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博士郑艳伟关于广州水灾风险的研究显得急切起来。郑艳伟表示，“虽然没法精确证明广州的水灾风险是全球第几，但不可否认，风险是相当高的。”为此，广州地理研究所正启动前期的调研。回归河流的自然属性，提高河流泄洪的能力，把土地“还给”河流或是当下提高抗风险力的一条道路。
对广州水灾风险的忧虑，并非一两日。自去年世界银行经合组织高级经济学家海利贾特等的报告指出广州水灾风险全球最高以来，郑艳伟就展开了研究。在她看来，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强烈。
2050年水灾风险或增九倍？报告较粗略但值得研究
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论文《未来主要沿海城市水灾损失》发表后就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特别是学界的“反弹”。 “不仅是职能部门很紧张，我们也很惊讶，”郑艳伟说，“当时我们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平日教授召集大家讨论时提出，广州至少应排在曼谷之后。2011年，曼谷城被淹了三个月时间。而广州史料记载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15年，被淹七天。”
这让郑艳伟不得不拿出世界银行的这篇报告仔细研究。报告称，随着人口快速增加、经济成长、地面沉降与气候变化相结合，可能会导致全球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大型港口城市水灾风险增加超过9倍。它通过对全球136个人口超过100万人的沿海城市，进行了经济上年平均损失（AAL）的评估。以2005年为例，当年全球平均水灾损失估计大约有60亿美元。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到2050年，总损失要增加九倍。这份报告还将取样的136个城市进行了水灾风险的排名。排名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财产（包括防护设施）的年平均损失，一是从财产损失占GDP的百分比。
“然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广州都排在第一位。”郑艳伟谈到，按照财产的平均损失排序来看，排在前10名的还有迈阿密、纽约、新奥尔良、孟买、名古屋、坦帕-圣彼得堡、波士顿、深圳和大阪-神户。郑艳伟介绍：“报告的第一作者、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海利贾特当时向外界公布了他的研究方法：基于全球136个城市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等高图、在这些城市发生大洪水的频率和结果等统计数据。”“他使用‘受损曲线’的方法，计算一座建筑物受到水灾后的损失数值。比如，海利贾特等分析，当广州遭受一场100年一遇的水灾，将有价值385.08亿美元的资产受损。”郑伟艳说，“不过，这种方法还比较粗略。”
降水量增加海平面上升，10年风暴影响频率增1.5倍
尽管郑艳伟对这份报告使用的方法评价“有些粗略”，但她对广州存在水灾高风险的结论却十分认可。水灾风险有多高？“这需要系统评估”，郑艳伟说，目前可以预见的状况是：海平面升高、河流泄洪能力低、城市排水系统还不完善。“我们目前还不能判定广州的水灾风险在全球具体排在第几位，但可以肯定的是，风险比较高。”在她看来，有很多因素是可以预见的，“比如降水量的增加、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等”，她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外在因素。
根据2013年发布的《华南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未来极端温度和降水事件将会更多地影响华南区域。郑艳伟谈到，“根据模型计算，全球气候变暖，每升温1摄氏度，华南夏季降雨量将增加8%。”她说：“今年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从3月以来，连续有好几日，每天的降雨量都在100毫米。”“近30年来，南海海域和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达到了2.5~2.7毫米/年。广东沿海遭受强风暴潮影响的频率最近10年比1949年~1995年增加了1.5倍。”郑艳伟说，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关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中的沉降速率，郑艳伟持保留意见，因为根据她们之前的研究，每年沉降只有1～2mm之间，并非报告中所说的1cm。然而，“这一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向河要地风险大，迫切需要摸家底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外界的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夹击’，”郑艳伟说，“现在河网的不通畅，因为我们总是向江、河要‘土地面积’。”她说：“广州城常受季节性洪涝灾害威胁，河涌担负着排泄城内积水功能，珠江河道缩窄，泄滞洪区面积减少，泄洪能力降低，加剧洪涝灾害发生的可能。”事实上，河道过流面积是衡量单一河道泄洪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我们的研究，广州城区段（珠江隧道-海印桥）珠江水域面积缩小，海平面升高，河床淤高，致使珠江水位升高1.25~1.68m，差不多有一人高。” “这就对我们的防洪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郑艳伟说。
记者查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多篇学术论文，当时学界对广州防洪标准公认为抵御20年～50年一遇洪水，但现在提得更多的是，两百年一遇。有学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疑问：“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然环境和河网纳洪能力都比现在好，不知在水利设施上增添了哪些，能够在外界环境变得更恶劣的情况下，我们的防洪标准能一下提高10倍？”郑艳伟感慨：“其实水利部门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针对珠江的每一条支流进行监测，比如流速、水量等的实时监测。但防洪终究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希望政府能考虑各个方面的‘大综合’的治理思路，整合各种基础数据的条件下，更好地分析和理清广州水灾风险程度及减灾防灾的应急系统，所以我们希望能以此立项进行综合研究。”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所说，即使保持现有防洪标准，以现有的沉降速率和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全球因水灾造成的损失将从2005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2050年的630亿美元。”郑艳伟说，这听起来有些骇人。在她目前的研究看来，“广州的水灾风险不小，并且是很大。”她认为，“这件事情还需积极面对。”
现在迫切要做的是，对广州的情况“摸家底”。“比如我们的泄洪能力有多少，我们能承受多长时间内，多大的降水，我们的城市能方便快捷地把水排出去，而不影响城市的生活。”
郑艳伟说，接下来的“摸家底”除了考虑防洪能力，还要精确计算经济数字。这也正是她认为世界银行这篇报告的统计比较粗略的原因。“比如，广州的经济实体是分布在哪些位置，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总量，是分布在高一点的位置，还是低一点的位置，这就需要去和等高线对照。” “我们有地形数据，根据各个重点项目、企业、工厂的位置来观察它们在地形图上的分布。”郑艳伟说
对广州水灾风险的忧虑，并非一两日。自去年世界银行经合组织高级经济学家海利贾特等的报告指出广州水灾风险全球最高以来，郑艳伟就展开了研究。在她看来，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强烈。
2050年水灾风险或增九倍？报告较粗略但值得研究
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的论文《未来主要沿海城市水灾损失》发表后就引起社会各界的震动，特别是学界的“反弹”。 “不仅是职能部门很紧张，我们也很惊讶，”郑艳伟说，“当时我们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平日教授召集大家讨论时提出，广州至少应排在曼谷之后。2011年，曼谷城被淹了三个月时间。而广州史料记载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15年，被淹七天。”
这让郑艳伟不得不拿出世界银行的这篇报告仔细研究。报告称，随着人口快速增加、经济成长、地面沉降与气候变化相结合，可能会导致全球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大型港口城市水灾风险增加超过9倍。它通过对全球136个人口超过100万人的沿海城市，进行了经济上年平均损失（AAL）的评估。以2005年为例，当年全球平均水灾损失估计大约有60亿美元。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到2050年，总损失要增加九倍。这份报告还将取样的136个城市进行了水灾风险的排名。排名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财产（包括防护设施）的年平均损失，一是从财产损失占GDP的百分比。
“然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看，广州都排在第一位。”郑艳伟谈到，按照财产的平均损失排序来看，排在前10名的还有迈阿密、纽约、新奥尔良、孟买、名古屋、坦帕-圣彼得堡、波士顿、深圳和大阪-神户。郑艳伟介绍：“报告的第一作者、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海利贾特当时向外界公布了他的研究方法：基于全球136个城市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等高图、在这些城市发生大洪水的频率和结果等统计数据。”“他使用‘受损曲线’的方法，计算一座建筑物受到水灾后的损失数值。比如，海利贾特等分析，当广州遭受一场100年一遇的水灾，将有价值385.08亿美元的资产受损。”郑伟艳说，“不过，这种方法还比较粗略。”
降水量增加海平面上升，10年风暴影响频率增1.5倍
尽管郑艳伟对这份报告使用的方法评价“有些粗略”，但她对广州存在水灾高风险的结论却十分认可。水灾风险有多高？“这需要系统评估”，郑艳伟说，目前可以预见的状况是：海平面升高、河流泄洪能力低、城市排水系统还不完善。“我们目前还不能判定广州的水灾风险在全球具体排在第几位，但可以肯定的是，风险比较高。”在她看来，有很多因素是可以预见的，“比如降水量的增加、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等”，她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外在因素。
根据2013年发布的《华南区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未来极端温度和降水事件将会更多地影响华南区域。郑艳伟谈到，“根据模型计算，全球气候变暖，每升温1摄氏度，华南夏季降雨量将增加8%。”她说：“今年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从3月以来，连续有好几日，每天的降雨量都在100毫米。”“近30年来，南海海域和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达到了2.5~2.7毫米/年。广东沿海遭受强风暴潮影响的频率最近10年比1949年~1995年增加了1.5倍。”郑艳伟说，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关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中的沉降速率，郑艳伟持保留意见，因为根据她们之前的研究，每年沉降只有1～2mm之间，并非报告中所说的1cm。然而，“这一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向河要地风险大，迫切需要摸家底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外界的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夹击’，”郑艳伟说，“现在河网的不通畅，因为我们总是向江、河要‘土地面积’。”她说：“广州城常受季节性洪涝灾害威胁，河涌担负着排泄城内积水功能，珠江河道缩窄，泄滞洪区面积减少，泄洪能力降低，加剧洪涝灾害发生的可能。”事实上，河道过流面积是衡量单一河道泄洪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我们的研究，广州城区段（珠江隧道-海印桥）珠江水域面积缩小，海平面升高，河床淤高，致使珠江水位升高1.25~1.68m，差不多有一人高。” “这就对我们的防洪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郑艳伟说。
记者查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多篇学术论文，当时学界对广州防洪标准公认为抵御20年～50年一遇洪水，但现在提得更多的是，两百年一遇。有学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疑问：“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然环境和河网纳洪能力都比现在好，不知在水利设施上增添了哪些，能够在外界环境变得更恶劣的情况下，我们的防洪标准能一下提高10倍？”郑艳伟感慨：“其实水利部门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针对珠江的每一条支流进行监测，比如流速、水量等的实时监测。但防洪终究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希望政府能考虑各个方面的‘大综合’的治理思路，整合各种基础数据的条件下，更好地分析和理清广州水灾风险程度及减灾防灾的应急系统，所以我们希望能以此立项进行综合研究。”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所说，即使保持现有防洪标准，以现有的沉降速率和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全球因水灾造成的损失将从2005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2050年的630亿美元。”郑艳伟说，这听起来有些骇人。在她目前的研究看来，“广州的水灾风险不小，并且是很大。”她认为，“这件事情还需积极面对。”
现在迫切要做的是，对广州的情况“摸家底”。“比如我们的泄洪能力有多少，我们能承受多长时间内，多大的降水，我们的城市能方便快捷地把水排出去，而不影响城市的生活。”
郑艳伟说，接下来的“摸家底”除了考虑防洪能力，还要精确计算经济数字。这也正是她认为世界银行这篇报告的统计比较粗略的原因。“比如，广州的经济实体是分布在哪些位置，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总量，是分布在高一点的位置，还是低一点的位置，这就需要去和等高线对照。” “我们有地形数据，根据各个重点项目、企业、工厂的位置来观察它们在地形图上的分布。”郑艳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