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过去30年，我国基础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并进入了跃升期，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少数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列。我们对基础研究发展的评估，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论文，二是对技术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三是人才队伍建设。
统计表明，30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的数量持续高速增长，大约每5年翻一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连续超过一些传统科技大国，2006年跃升进入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方阵，与英、德、日相当。与此同时，高水平论文数量也显著增加，频频出现在著名学术刊物上。
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1994—2003年，我国除材料科学外，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基础学科领域都处在第8位之后，1998—2007年，物理学进入第7位，数学、化学和材料科学都进入第4位。
过去30年，在数、理、化、天、地、生等经典学科内涵大大拓展的同时，出现大量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在学科部署方面我国基本跟上了国际发展趋势，并且整体上在不断进步。
地学领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曾经以地理学和地质学为主的传统地学，已经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日地空间等）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我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家在诸多领域有建树，如陆相生油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近数十年又涌现大批高水平成果，例如青藏高原隆起对气候、环境及成矿的影响、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区域响应、生态学研究、澄江和热河古生物群、地球深部科学钻探以及遥感、地球空间环境等。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1994—2003年、1996—2005年和1998—2007年，我国地球科学的总体处在第20位、10位、和6位，进步显著。相比较而言，地球科学在Science、Nature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多，其中古生物学更为突出。
政府措施和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是我国基础研究长足发展主要依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支持基础研究。但是我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1%，近年虽逐渐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国家2.5%以上，而且其中大多用来发展实用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多年来仅为R&D的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20%以上）。足够的投入显然应该是高水平基础研究的根本保证。
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大量原始性创新及其技术进步，作为创新的源头，基础研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看望钱学森和吴文俊两位科学前辈时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先导性，要增加投入、重视人才、创造环境。近代科技和经济史研究表明，一国的科学研究持续繁荣多年之后，通常导致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历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伴随着强国更替。周期约为50—80年。如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我国基础研究事业也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一定能够引领和支撑我国科技进步和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摘自网上资料和《新华文摘》2008年第12期）
统计表明，30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的数量持续高速增长，大约每5年翻一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连续超过一些传统科技大国，2006年跃升进入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方阵，与英、德、日相当。与此同时，高水平论文数量也显著增加，频频出现在著名学术刊物上。
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1994—2003年，我国除材料科学外，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基础学科领域都处在第8位之后，1998—2007年，物理学进入第7位，数学、化学和材料科学都进入第4位。
过去30年，在数、理、化、天、地、生等经典学科内涵大大拓展的同时，出现大量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在学科部署方面我国基本跟上了国际发展趋势，并且整体上在不断进步。
地学领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曾经以地理学和地质学为主的传统地学，已经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日地空间等）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我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家在诸多领域有建树，如陆相生油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近数十年又涌现大批高水平成果，例如青藏高原隆起对气候、环境及成矿的影响、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区域响应、生态学研究、澄江和热河古生物群、地球深部科学钻探以及遥感、地球空间环境等。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1994—2003年、1996—2005年和1998—2007年，我国地球科学的总体处在第20位、10位、和6位，进步显著。相比较而言，地球科学在Science、Nature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多，其中古生物学更为突出。
政府措施和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是我国基础研究长足发展主要依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支持基础研究。但是我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1%，近年虽逐渐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国家2.5%以上，而且其中大多用来发展实用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多年来仅为R&D的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20%以上）。足够的投入显然应该是高水平基础研究的根本保证。
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大量原始性创新及其技术进步，作为创新的源头，基础研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看望钱学森和吴文俊两位科学前辈时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先导性，要增加投入、重视人才、创造环境。近代科技和经济史研究表明，一国的科学研究持续繁荣多年之后，通常导致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历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伴随着强国更替。周期约为50—80年。如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我国基础研究事业也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一定能够引领和支撑我国科技进步和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摘自网上资料和《新华文摘》2008年第12期）
